• 30Oct

    ziteng

    香港九龙太子道西129号,NGO“紫藤”的活动中心。不大的房间里,随处可见安全套、胸罩、性器具、性教育宣传册和宣传画。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几十个中学生和大学生围坐成一圈,聚精会神地听一位“姐姐仔”讲她自己的故事。

    “姐姐仔”是粤语,在这个场合下的意思是妓女。

    但是在紫藤,“姐姐仔”有一个更好听的称呼——“性工作者”。这里的人们抱有一个基本的立场:性工作也是一份工作。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关注和维护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的基本权益。

    坐在沙发上的姐姐仔30岁左右,体态丰腴。按她自己的说法,这一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年轻人越来越多,她的竞争力已经在下降了。

    不过,看上去她的工作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面对眼前这群年轻的男生女生,她心情不错,谈性很浓。

    到了提问时间,一个男生举手:“你们为什么要从事这样的工作?”

    听到这个问题,姐姐仔有些无奈,她反问这个男生:为什么你不去问一个小巴司机为什么要开小巴呢?

    对于经常走出来参加交流和访谈的姐姐仔来说,这样的问题她们听到太多遍了,而且常常是以一种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方式提出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还能为什么呢?第一种情况,太穷了,或是被人卖了,非常可怜,就像电影里面那样;第二种情况,她就是贱啊,就是愿意给男人搞啊!”紫藤工作人员阿三有些激动地说。

    阿三是个很年轻的姑娘,长得很可爱,脸上还有不少青春痘。她用这样激烈的语言来回应,是因为她觉得,将这样的问题抛给姐姐仔,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说明提问的人并不认为性工作和洗碗、扫地、开小巴、当老师一样,都是太阳底下的一份正当工作。

    不过,这个问题被如此频繁地提出,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让大众接受“性工作也是一份工作”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有人认为性工作者传播性病,对于这种说法,可以用科学知识去证伪它;有人认为性工作者肮脏放荡,对于这种说法,可以用“这是她们的自由选择”来抵抗。

    但是,即使是那些相信自由选择的人,也有很多对性工作者抱有反感,他们的理由是:性工作者破坏家庭。

    尽管你可以反驳说:恰恰是性工作者释放了男人的性欲,才避免了婚外情的发生,才稳固了家庭。但这样的反驳并没有百分之百的说服力,因为缺乏数据支持,而且会引发质疑:难道男人就不能抑制自己的欲望吗?难道和妓女做爱就不是对妻子的伤害吗?

    于是,你可以把范围缩得小些:起码,性工作者们满足了单身男人的性欲,降低了社会不稳定因素,降低了性犯罪率。但那些反对性工作的人又会问了:难道妓女在提供服务之前会检查客人是否单身吗?难道妓女对已婚男人的吸引就不存在吗?

    是的,这个问题太难说清。所以,这个世界上将性工作合法化和严格禁止性工作的国家都很少,绝大多数国家对待这个问题都持有一种暧昧不清的态度。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确定无疑的:你可以不将性工作看作一份工作,但你一定要将性工作者看成人。政府理应在自己的法律框架下对性工作者的人权进行保护。

    在香港,性工作不是违法的。因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也就是说,只要是法律没说不可以做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做。香港的法律里并没有“卖淫嫖娼罪”,所以你可以提供性服务,也可以去接受性服务。

    但是,用紫藤总干事林依玲的话说,“英国人比较虚伪”。香港的法律沿用的是英国留下的那一套,而英国人在制定法律时虽然没有禁止性工作,但却用各种稀奇古怪的罪名对性工作者做出限制。比如,法律规定:一个住宅单位内只能有一名妓女,所以就有了“一楼一凤”的称谓。又比如,香港法律禁止性工作者拉客。

    禁止拉客?那性工作者们怎么做生意呢?那就贴广告吧,有人贴出了自己的裸照,但立马就被控罪,理由是《刑事条例》第147A条规定:禁止宣传卖淫标志。

    可是,究竟什么是“卖淫标志”呢?“青春少艾”算不算?“服务一流”算不算?警察说算。那么“欢迎光临”呢?一度也曾落入被控之列!性工作者们无奈了,于是她们制作了一系列“另类”的标志,比如一只穿着性感的母老鼠,旁边写着“出入平安;比如“欢迎”两个大字后加上“普选特首”,“稍候”两个大字后加上“普选立法会”——既规避了“宣传卖淫标志罪”的检控,又开了个政治玩笑。(顺便说一句,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在紫藤都有出售,我就买了两件带回来作纪念。

    sexfun_2008_issue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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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这些方面的限制更可怕的,是性工作者人身安全所受到的威胁。

    近年来,香港发生多起性工作者被害案。去年谋杀三名性工作者的疑凶,竟称自己杀人是“替天行道”,而市民中认为“她们是鸡,死了就死了”的并不在少数。

    至于嫖客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和虐待,更是经常发生。在紫藤和学生们做交流的这位姐姐仔,就曾经遭遇过这样的事情。那次,她的一个熟客在接受性服务后突然从后面用毛巾勒住她的脖子两分钟,致使她昏迷几小时。醒来后,她发现自己面色发紫,几天后流出的眼泪都是红色的。由于是熟客,她知道嫖客的几乎所有联系方式和个人信息,但警察在接到报案后三天才开始找人。

    警察对性工作者不光是冷漠,还有更可耻的行为:假扮嫖客接受过性服务后突然亮明身份,俗称“放蛇”。非常奇怪的是,在香港的警察守则中,在“放蛇”时接受手交、口交都是被允许的。2005年10月10日,一个名叫李婉仪的性工作者在向放蛇警察提供口交服务后被诬告、殴打、毁灭证据,她不堪屈辱跳楼自杀。此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紫藤更是在每年李婉仪的忌日都发出持之不懈的呼吁,要求警方还死者及家人公道。

    经过两个小时的对话交流,年轻的学生们发现:原来这个群体并非他们原来想象的那样。

    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说,她本来对性工作者怀有反感,因为性工作者曾经给她的家庭带来过矛盾和分裂。但是经过这一次的交流,她意识到:性工作者也是需要保护的。

    不过,也有人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一个男生说,他还是不能接受性工作。

    还有人有些尖锐地问:那你们对援助交际怎么看?

    林依玲回答说:首先,我们绝对不是鼓励你们去做援助交际。相反,紫藤一直很关注那些去做援助交际的女孩子,我们认为她们没有意识到做这件事情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伤害。

    “其次,”林依玲接着说,“做援助交际的女生多,是整个社会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的结果。而这种价值观与小姐问题,完全是两码事。”换言之,那些女生希望通过做援助交际换来LV的包包,真正应该被问责的是整个社会,是那些奢侈品、物质主义的渲染者和鼓吹者,而不是性工作者。

    又有人问:“姐姐仔,你有男朋友吗?”

    “有。”姐姐仔回答说。她觉得,感情是感情,工作是工作,完全可以分得开。而且,在她看来,感情本身也是一种交易:“你和男朋友在一起,不也是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吗?”和嫖客做爱,换得金钱;和男朋友做爱,换得感情,换得他送你的生日礼物:包包,首饰,或者任何东西——这两种行为本身,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区别而已。

    姐姐仔的话自然是偏激的。但是她说的也是大实话:如今,用感情来做交易的人难道还少吗?既然我们可以接受那些以感情和身体为筹码换取人生前途的人,为什么不能接受性工作也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呢?至少,我们应该把她们当做人来看待,当做干净的、正常的、应该得到保护的人来看待。

  • 27Oct

    和国企、外企、公关公司、广告公司、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房地产公司、银行保险、快消公司等等等等单位比起来,去媒体做记者的收入低,这是一个被公认的事实,也是促使“新闻学院变成房地产学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做记者名气再大也不可能变成富翁,但做房地产做得再差都很容易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在美国可不是这样。上周跟在外媒工作的E同学吃饭,他告诉我说:外媒的明星记者、专栏作家拿千万美元的年薪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就算你不是明星记者也无所谓,比如美国传统大报驻京处的主任,大都住在每个月几万块钱租金的外交公寓,吃顿饭有时会花上几万块,飞机非头等舱不坐,酒店非五星级不住,孩子上着高级的国际学校,学费全是报社掏。

    这让我想起月初在香港接触的几位大律师,他们虽然坐地铁上下班,但只是出于环保的考虑——他们的收入可谓惊人,代理案件每小时的收费一般都达到四位数港币,倘若是那凤毛麟角的资深大律师,也许会更高。

    实际上,从事记者、律师、医生、教师之类职业的人都是专业人士,他们的收入水平高是理所应当的。在大陆,律师的收入水平也挺不错,特别是代理经济案件的律师,又特别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赚的钱除了交税之外都归自己支配。那么,为什么记者的收入不能与国际接轨呢?媒体赚的那么多广告费,为什么只有少得可怜的比例分给记者?

    我想不通这个问题。在媒体做经营的人,如果能拉到巨额的广告,自己就将获得非常不错的提成,跻身百万富翁也不是梦想。但他们之所以能拉到广告,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媒体有读者,而媒体之所以有读者,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有记者在贡献内容啊。为什么记者不能从巨额广告单中分得一杯羹?

    这次胡舒立出走《财经》,据说也与收入分配等原因有关。不管实际原因究竟为何,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财经》记者,尤其是年轻记者的收入非常低,低到与他们的职业地位完全不相称,低到与民工无几。胡舒立曾经说,起码应该让记者获得能够支撑起中产阶级生活的收入。如果此次她真的离开《财经》,创起另一番事业,希望看到她手下的记者获得不错的收入,不说赶上律师的水平,起码不要低于卖房子的吧?曾经打开一个个体制禁区的她,有兴趣、有可能敲碎记者低薪酬的坚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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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Oct

    俞敏洪在GRE“红宝书”中提供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单词记忆方法,给GRE考生带来了不少福音。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中有些记忆方法可以做出一些更新,比如:

    adulterate v.掺假
    【原版记忆方法】联想记忆:是成人(adult)做的坏事
    【更新版】往孩子的奶粉里面掺入三聚氰胺,这种丧尽天良的掺假行为是只有我国的成人(adult)才干得出的。

    centaur n.人头马怪物
    【原版记忆方法】发音记忆:“神驼”→骆驼和马差不多→神马
    【更新版】“神驼”→不就是草泥馬么→神马

    有些词的记忆方法,不知是俞敏洪故意没有说透,还是我想多了……比如:

    martyr n.烈士,殉道者
    【原版记忆方法】分拆联想:mar(损伤)+tyr(看做tyre轮胎)→在轮胎下牺牲→烈士
    【更新版】mar(损伤)+tyr(看做tyre轮胎)→在坦克的轮胎下牺牲→烈士

    欢迎大家贡献更多的记忆方法,一起修订红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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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Oct

    阿丰在人群中并不显眼,他中等个头,很瘦,穿白衬衫,戴无框眼镜,脸庞仍显稚嫩。见面后,老朋友Kit感慨地说:“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个中学生。”

    “现在也还是差不多啦。”阿丰有些腼腆地笑笑。

    和中学生差不多的阿丰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的副会长,在由十个人组成的内阁中排行第三。

    按照规定,中大学生会每年选举一次,希望参加竞选的同学可以自发组成不同的候选内阁,所有本科生均有投票权。今年年初,阿丰他们组建的内阁脱颖而出,成功当选。

    阿丰给我们每人送了一本他们竞选时使用的政纲宣传册。手册里的照片上,内阁成员们穿着黑上衣和牛仔裤,一字排开,有着年轻人共有的“扮酷”冲动。竞选人的这种酷酷的照片我在北大也见过,但手中这份宣传册的文字内容却是超出我经验范畴的。

    “广翔”,这是这个内阁竞选时所使用的名称。在宣传册上,这两个字被解释为:“长驱直进,抱理想,视野辽广;雄心壮志,为自由,昂首飞翔。”

    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并不难,难的是根据团队所追求的原则制定出一份具体而详细的施政计划。所以,当我读到“广翔”内阁的政纲时,不由得在心里也为他们投上一票。

    这份政纲分校政、教育、社会、中国、学生福利及学生会行政共五个部分。其中,校政部分极力强调校园民主之重要性,提出要提高校董透明度,反对教务会取消学生会代表,改革校长遴选制度和学院院长选举制度等等。对于校方所提出的“国际化”目标,这份政纲给予了不留情面的批评:“近年校方积极推动所谓国际化,一方面以学术研究纯粹作为盲目追求国际排名的手段,一方面以行政手段强制实行英语为主教学。校方以国际化包装来满足其盲目崇尚英美的心态,扭曲了大学本身在社会里的意义……”

    更引起我兴趣的是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在这一部分,政纲涉及了四个方面:8×8事件,西藏问题,言论自由与人权,中国劳工权益。也许你会问:这些问题,连大陆的掌权者都很难解决,一帮香港的毛孩子又能做些什么?阿丰他们在政纲中给出的答案是:对于8×8事件,中大学生会将继续作为宣扬者,在校内举办电影分享会,重温和反思这段历史;对于西藏问题,学生会希望通过举办研讨会,让同学了解西藏文化,并了解到尊重当地人文化和意愿的重要性;对于中国劳工权益,学生会将持续揭发对工人的剥削问题,呼吁校内各组织选用“无血汗”产品(即非通过剥削工人而压低成本的产品)。

    这就是香港一所大学的学生会所关注的东西,小到改善校车班次和路线,大到改善中国人权。果真是视野宽“广”,年轻的思想在一份薄薄的政纲中自由飞“翔”。

    不过,要说飞翔,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大学生会绝对飞得更高、更远。

    那是香港学运的“火红年代”,学生们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一心想要推进社会运动,把世界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而学生会就是他们的组织之一。

    “火红年代”的“火红”,当然是用来形容当时运动的热烈程度的。不过,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大陆官方价值观里对“红”的定义出发,用这个词来形容七十年代香港学生运动的内容——那时的香港大学生们,可真的是“一颗红心向祖国”。

    1967年,中大学生会还没有成立,当时中大的前身——崇基、新亚、联合三个书院的学生报出版了第一期联刊,一鸣惊人。当期的社论是《中文必须尽早被列为官方语言》,此文发表后掀起了整个社会的讨论热潮。后来,学生报还协办了“并列中文成为官方语言研讨会”,揭开了要求中文并入官方语言运动的序幕。在社会一致要求下,时任香港总督的麦理浩终于在1974年颁布了《官方语言法案》,使中文成为香港的正式官方语言。

    1971年,美日政府企图夺取钓鱼岛。该年2月14日,香港学生成立“保钓行动委员会”,前往日本领事馆抗议,由此也将火红年代正式推向了高潮。

    对于近四十年前的这些历史,今天的中大学生会副会长阿丰记得很清楚。他有些激动地用七个字来形容:“光荣的民族回归”。

    的确,语言、领土、民族归属感——这三者都是香港学运火红年代的重大主题。当时学生们对祖国的殷殷呼唤,就像是为世纪末的回归准备的前奏。

    然而,发生在1989年的事情给了热情的学生们沉重的打击。尽管他们很快就发起声讨活动,但此刻他们已经不是完全的局外人,内心的不能理解和不愿接受狠狠地折磨着那些一心想要回到祖国怀抱的大学生们。

    从那以后,中大学生会的目标发生了转变。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仅要认祖认宗,更要有本土意识。

    于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话题是:香港到底是什么?中国与香港是什么关系?我们自己又是怎样的身份?他们的眼光开始立足本土,关注民生。他们在思考: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公共空间?而每一个香港人在其中的地位和身份又是怎样?

    从这个角度说,1989年浇到香港大学生头上的那盆冷水或许并不完全是坏事,它让喜欢追求高远,不接地气,又容易被民族情感所左右的学生们开始变得脚踏实地,关心身边的人,关心香港这座城。

    在中文大学校园核心地带有一块平台广场,名叫“烽火台”。

    一个有着沧桑感、神圣感的名字,跟这块广场的历史很相配。用中大校友梁文道的话说,那是学生们“集会誓师的圣地”。那里有着学生们无限的回忆,更被许多人视为中大言论自由的象征。

    2008年底,中大校方突然宣布:要将这块地方拆掉,理由是扩建图书馆。

    对于一个北大学生来说,这是何其熟悉的一幕!中大的“烽火台”不就是北大的“三角地”吗?2008年中大要拆烽火台,不就是2007年北大要拆三角地吗?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北京和香港,却是截然不同的结局。

    北大三角地被拆之后,校方继续若无其事地应对“洲际导弹”的教学评估,学生们声讨之声很大,但也仅限于在BBS上而已,而且经常被删帖。过了一阵子,也就渐渐淡下去了。今天再到北大校园里看看,就好像世界上从来都不存在三角地这种东西一样。

    中大烽火台要被拆的消息放出之后,学生们马上聚集起来抗议。当时,阿丰也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和几百个同学一起在烽火台静坐。回忆起那么多同学在一起联手包围烽火台的情景,阿丰说他很感动。

    很快,校方宣布图书馆的扩建计划改变,烽火台将毫发无损。阿丰面露得意之色:“他们还是怕我们嘛!”

    听到烽火台的故事,听到这句“还是怕我们”,我唏嘘不已。

    为什么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能够让校方害怕?而北京大学的学生却像一群温顺的小绵羊?不是因为我们笨,不是因为我们懦弱。中大学生保卫烽火台的成功,与香港整体的社会氛围息息相关,与社会各界的持续讨论和媒体的持续关注息息相关。校长怕的其实不是学生,而是一个自由开放、珍视个人权利的社会所既有的传统。

    在这样一个成熟的自由法治社会庇护之下,中大学生会的干事们恣意挥洒着青春的敏锐和不羁。

    不久前,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到中大演讲,此举被视为他为角逐两年后特首位置的预热。9月28日,《明报》副刊刊出了中大学生会前会长黄永志给唐司长的打分:-100分。

    打出这样一个超级低分是有理由的——黄给这位下任特首热门人物的评语是“他只是来做show,商家出身的他并非真的讲政治抱负,而是经过功利计算,利用中大学生,塑造他‘勇敢接受挑战’的形象,其实并不关乎他的勇气,动机不纯,只有负分。”

    对谁都可以批评,这是年轻人的血性所在,也是中大学生会的传统。阿丰这样不太起眼的男生,也可以在这里发起公民不服从运动,领导起学生们的抗争。

    与阿丰告别时,抬眼看到学生会办公室里挂着的鲁迅先生画像,题名是——“永不休战”。

【最新评论】

  • 方丈: 很好!分享之…… 你貌似和许知远砍...
  • 方可成: 哈哈,欢迎 :mrgreen...
  • 导刊: 看来还真的是你啊,哈,我从别人博...
  • cyj: 无可就要温情的一面 哇哈哈 ps:加...
  • 方可成: 哈哈,女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