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Jul

    “杭州飙车案雷人判词:
    本院认为:被告人胡斌在市区内驾驶改装车,超速行驶,至使行人谭卓当场死亡,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过去曾有多次超速驾驶记录,此次超速撞死行人,社会影响很大,应从重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向死者家属进行赔偿,尤其是胡斌在足球和篮球方面有一技之长,属于21世纪最需要的人才,故酌定从轻予以处罚。”

    的确是够雷人。搜索结果显示,这份判词至少已经被转载到上千个网页中。愤怒的网民们大声咒骂这不公的判决,这罪恶的社会。还有时评作者据此判词,唰唰唰写好一篇评论,呼唤“法律不能受到权力和金钱的左右”。

    不过,等等,这份判词是真的吗?

    其实,稍加搜索就能发现,它不过是知名博客王小峰的恶搞之作罢了。人家说得很明白:“我先草拟一份判决书,写得不好,请多关照。”可是转载的网民们和慷慨激昂的时评作者们为什么连这个简单的事实都没能查证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这个社会的确存在太多的不公,法律存在太多的缺陷,所以人们在看到这份无厘头的判决之后,尽管很惊讶,但仍倾向于相信。

    有道理,但把责任全都推到“社会”、“法律”的头上是不公允的。问题更多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不信,我们再看另一个伪文的案例。

    昨天,在豆瓣等网站上,一篇“胡适日记摘录”获得了大量的转载和推荐:

    在《胡适留学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大意】如下:
    ...
    7月4日
    新开这本日记,也为了督促自己下个学期多下些苦功。先要读完手边的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

    7月13日
    打牌。
    7月14日
    打牌。
    7月15日
    打牌。
    7月16日
    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7月17日
    打牌。
    7月18日
    打牌。

    到目前为止,这篇东西在豆瓣网上已经获得了超过1000人次的推荐。推荐者无不欢欣鼓舞:原来当年胡适之大师也这么堕落,我可以安心地上我的网了!

    不过遗憾的是,在少数有考据精神网民的努力下,这篇东西已经被证实为伪造

    在这样一个案例中,没有诸如“社会黑暗”、“法律不公”之类的因素来为网民开脱,伪文流行的原因只有一个:缺乏怀疑精神。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国人缺乏怀疑精神的事实是基本可以认定的。这样的土壤造就了伪文的流行,不过这倒没什么,你可以说“胡适之打牌”之类的伪文只不过是博大家一笑而已,但更重要、更值得警惕的是:缺乏怀疑精神是极权暴政生长的最佳土壤。原因很简单:当民众不去质疑事件的真相和逻辑,一切的解释权便都归入了执政者的手中。

    想想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某个南半球电影节上播放的一部纪录片,我们是不是也太急于跟随权力的声音来下判断了呢?毕竟,我们甚至连那部电影的一个画面都没有看过啊!

  • 24Jul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
      ……
      (三)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

    23日晚10点半,接到短信:“明天公盟地税听证会,24日9时朝阳区裕民路12号院C3座410房间。若可能,请去见证。”

    虽然不是记者,也不是公盟志愿者,但我依然决定前去旁听,以公民和纳税人的名义。

    听证的地点——北京市地税局很难找,几乎每一个来旁听的人都找了快半小时。这一方面是因为这栋楼的确比较隐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地税局将常用的几个入口通通关上了,只留了一个朝东的门。

    9点10分,在多绕了一大圈路之后,我到达了东门。门口停了很多车,包括两辆大巴和一辆大面包,有几个保安把守,还有很多穿着白衬衫的人。

    似乎有一些人被拦在了门外,我有些不详的预感,但仍然快步走进了院子,没人拦我。

    这栋楼有三个入口,但今天只开了最中间的一个。我走进门,大厅里站了很多人,一个穿POLO衫的男人将我拦住,问我来干什么。

    我反问他:“410室是从这儿进吗?我来参加听证会。”

    “听证会不公开,对不住了。”POLO衫男人的话印证了我的预感。

    “为什么?法律规定听证会应该公开举行。”

    “没有为什么。”POLO衫边说,边把我请到了门外。

    我给南方周末记者赵凌发短信,她昨天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公盟事件的报道。她回复说:不公开,没办法,但他们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只有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情况才可以不公开。

    我又给公盟成员之一杨子云记者发短信,她说她在路上,让我在门口等她。

    在我站在门外发短信期间,一个保安到我跟前,支支吾吾地说:“您是在这……”我说我是来参加听证会的,法律规定听证会应该公开举行,除非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他说:“那我们也没办法……”我没再理他。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身穿白衬衫的矮个男子走到我跟前,说这是办公场所,请我离开。我说:地税局不是秘密机关,是公民办事的地方,我今天来就是参加你们办的听证会。他说:那不行,你站在这妨碍办公。我问:“谁规定我不能站在这儿的?”他说:“我规定的。”我问:“你是谁?”他说:“负责安全的。”

    好吧,反正也进不去,那就去院子门外等吧。这时是9点40。

     

    走到院子门口才发现,这里有20余人。一半是和我一样的围观群众,另一半则是穿制服和穿便衣的人。

    在围观群众中,有一个眼熟的面孔。想了半天终于记起:那是郝劲松,大名鼎鼎的“打虎英雄”,公益诉讼推动者。

    其他的人大部分都是记者,有几个我认识,也有一些不认识。

    此外,还有两个访民,以及一个正在劝他们离开的公盟志愿者。这时我才得知,早在我赶到这里之前,已经有好几批前来声援公盟的访民被许志永等人劝走了。他们当中有结石宝宝的父母,有失地的农民,还有因为各种原因被侵犯权利却无处申诉的人们。他们都曾得到过公盟的帮助,今天他们想要来帮助公盟。但许志永担心酿成群體性事件,为有关部门留下把柄,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劝人们不要来。

    但眼前的这两位访民特别执着,他们不愿意离开,并一再表示:自己是冷静、理智的。

    我们这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都是冷静而理智的。既然不让我们进,那我们就在门外站着、坐着、等着,虽然你们“不公开听证”的决定完全站不住脚。

    十点过后,杨子云来了。这时我也不再去想有没有可能进去旁听了,就在外面和大家一起等着吧。虽然不远的地方就停着警车,虽然我们身边有那么多“维护安全”的人,但大家在一起,多认识几个朋友,聊聊天,也挺好的。

     

    围观群众中,有一个眼尖的《南方都市报》记者,发现门外停着的一辆面包车前后车牌都用白纸遮了起来。他建议:向交管局举报,这是违反交规的行为。

    大家给这辆车拍下了照片,擅长举报和投诉的郝劲松拨通了交管局的电话。这时,面包车司机似乎发现了我们的动静,悄悄把车开跑了。

    这车是哪个单位的,谁也不知道,但大家都明白个大概。

    一个小小的插曲,一点小小的“胜利”的感觉,让我们稍稍兴奋了一些。

    另一些让人兴奋的时刻发生在附近的居民推着婴儿车或是牵着宠物狗路过的时候。有人捏捏小Baby的腿,有人逗逗小狗,这时,孩子的家长和宠物的主人都报以善意的微笑。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少让人感觉生活如此美好,然而这个世界上却有另一些人却想要禁绝生活,扼杀美好。这是为什么?

    10点43分,有一位抱着一大捧鲜花的女人走到地税局门口。我不知道她的花是准备献给谁的,我只知道她没有被允许进入,那些美丽的花儿没有被允许送出。

     

    11点多,在我们又饿又乏的时候,终于传来听证会结束的消息。参加听证的律师离开了,许志永则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记者们涌上前去采访,许志永介绍了听证会的情况。听证的结果将另行宣布,但大家知道:结果如何,并不由这场听证会本身决定。

    马上,那些“维护安全”的人也围了过来。人越来越多,这时有人凑过来,建议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说,不要阻碍交通。

    于是人们簇拥着许志永到了仅一条小路之隔的元大都遗址公园。记者们继续采访,“维护安全”的人们也跟了过来,并且冒出了好多刚才没有见过的陌生面孔。他们手持DV或数码相机,将镜头对准许志永,对准采访的记者,对准围观群众。

    事后,一位南华早报的记者感叹:“这么多DV,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啊!”

    有时候,恶可以活得很滋润,善却要被断绝生路。

     

    采访结束,大家去吃饭。我本准备就此离开,但杨子云建议我一起吃,我也不想浪费这个和许志永共进午餐的机会,于是就留了下来。

    大家就近找了个饭店吃饭。有个身穿紫衣的男人一直跟我们到饭店门口。

    许志永说,公盟的房东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要与公盟解除租赁合同。更不可思议的是,许志永本人租住的房屋的房东也受到了压力,要将租出去的房屋提前收回。他说,如果真的要着么干,他就买一顶帐篷到大街上去睡。

    那两位执着的访民也和我们一起吃了饭。席间,他们展示了自己写好的标语牌,上书:“访民声援:为国家推进民主法治,为弱者维护公平正义,为公正无私援助社会,敢问公盟有何之过?”

    他们听从了许志永和公盟志愿者的劝告,自始至终没有在地税局门前打开这张标语。但他们仍心有不甘地问许志永:访民非常想支持公盟,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

    许志永回答说:你们的心意我们都领了,我们始终强调理性和建设性,围观的人太多,很容易出现问题。如果你们真的想做些什么,就向身边的人传播公盟的理念吧。

    两位访民继续问:有时候公盟是不是显得太软弱?

    许志永说:公盟就是这样,别人打我们一巴掌,踹我们一脚,我们不还手,只继续做我们的事。郝劲松插话说:这其实是一种韧性,最不易被打倒的韧性。

    在许志永看来,公盟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唤醒中国人的良心。他说:如今公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刀刀宰杀的过程,其实就是唤醒公众良心的过程。

    举座默然。

    公盟是否真的要被彻底宰杀,许志永心里也没底。他可以确定的事有两件,一是他对中国的未来仍然抱有希望,一是不论公盟被不被取缔,他们这样一批人都会继续自己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事业。

    有记者问:为什么不像郭建梅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那样,找一个组织挂靠?

    许志永回答说:我们唯一可以挂靠的,就是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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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Jul

    中国人的记忆很长,长到人人都可以讲述盘古开天地和女娲造人的故事,可以背诵出孔子在两千多年前说出的句子。中国人的记忆也很短,短到很多人都不知道或者已经忘记20年前发生了什么。

    并不是中国人的脑袋出了问题,更不是近现代史没有值得记忆的东西。我们对一百年内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无所知,是因为我们的近现代史被野蛮地撕裂开来,留下几条触目惊心的断层,以及大片大片的盲区。

    1949年是一个断层,新政权在宣告“时间开始了”的同时,也将过去的一切都贴上了“万恶的旧世界”的标签。于是,所有之前的记忆都被染上了灰暗、痛苦的颜色,所有之后的记忆都被抹上了闪闪发光的金粉。

    1978年是另一个断层,这一次的逻辑是:在少数别有用心的破坏分子干扰下,时间暂停了一小会,现在,我们要将它重新开启,并且跑得更快。我们被告诫:之前的30年并不是不美好,只是之后的岁月会更加美好;为了“轻装上阵”,我们必须“抛弃包袱”。于是,生于这条断裂带之后的人,对之前30年的历史便浑然不知了。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又是一个断层,一个类似的声音再次响起:“不争论”。中国进入了一个埋头挣钱的时代,收获颇丰,失去的东西也很多。成长于这一时间段的我们这一代人,对八十年代没有任何记忆,更不用说文革、反右,乃至解放前——它们都只是历史课本上单薄而刻板的文字而已,从不曾以鲜活、真切的面孔出现过。

    当我们熟稔古代历史,对三国、明朝的事儿和大清秘史兴致勃勃的时候,却无法也无力谈论20世纪的中国,因为我们不曾有,也不被允许拥有对这段历史的充分记忆。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更悲哀的是,我们常常连“记忆”本身都忘记了。

    在这种情况下,旅美学者徐贲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就显得更有意义。这是一本提醒我们“记忆”重要性的文集,文章涉及的人和事很多,但大都围绕一个主题——记忆和见证,而记忆的对象则是以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极权主义。从书中屡屡出现的名字——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哈维尔、维塞尔、艾克曼——就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20世纪是人类大发展的世纪,也是历史灾难深重的世纪。对于已经进入后极权时代的我们来说,重温极权时代的伤痛历史依然意义重大。于我个人而言,尽管已经从李慎之、崔卫平等先生的著作中多次阅读哈维尔、阿伦特等人的思想,但当徐贲用另一种方式再次将他们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厌倦,反而愈发感受到他们对现实的洞察之深、思考之透。

    更重要的是,徐贲提出了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思考的命题:对过去的记忆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过去,我们总是以民族自豪、团结稳定、向前看等名义来禁止记忆和讨论某些历史。然而,正如徐贲在书中所说:这些被禁止讨论的历史并不会就此消失,反倒会造成集体记忆中许多“忘却的空白”,严重危害群体的未来。

    我们的集体记忆中不能留有空白,因为我们不仅应该记忆美好,更迫切的是要记忆苦难和创伤。共同的创伤记忆有维系社会正义和团结的作用,它会促使我们去思考人道灾难发生的原因,思考政治制度如何深刻地影响和限制人类的生存品质和生存可能。如徐贲所说,要想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和解,应该做的是“不计”前嫌,而不是“不记”前嫌。对历史的过错道歉,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相反,如果刻意回避历史的过错,则无法避免类似过错的再次发生。

    在记忆和见证当中,幸存者是最宝贵的。在见证者渐渐老去的今天,我们有责任记录并保留下他们的真实记忆,并将他们的记忆传播开来、传承下去,这也正是“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徐贲的这本书大多在谈论纳粹。不过,不要以为希特勒只在德国,在20世纪的人道灾难中,我们也曾是受害的一分子,并且是仍然没有复原,没有走出阴影的那一批。站在历史废墟之上的我们,如果能够拾起那些被割断的记忆,那么我们将仍然拥有重新开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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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Jul

    按:沃尔特·克朗凯特走了。他曾是美国CBS的新闻主播,但我更愿意称他为一位真正的新闻人,因为他始终以客观公正地提供事实、报道真相为职责,绝不同于中国式新闻主播的“传声筒”、“肉喇叭”。也正因为此,他才会被誉为全美国最受信任的人——对比着想想,我们的某些新闻主播是不是近乎于“最不受信任的人”了呢?

    谨以翻译此文向克朗凯特致以怀念和敬意。让我们一起回顾他所经历的那些大事件——引发他开怀赞叹的人类首次登月成功,他在节目中坚定反对的越战,还有那最令新闻人激动的水门事件。

    克朗凯特

    译自《洛杉矶时报》2009年7月20日“Cronkite -- that's the way he was
    原作者:Daniel Schorr(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网高级新闻评论员,曾与克朗凯特共事20年)
    翻译:FangKC.cn

    从早年在通讯社当记者时开始,沃尔特·克朗凯特就喜欢将自己比作一名公正无私的事实供应者,像“堪萨斯城的送奶工”一样将事实用不带感情和偏见的方式提供给受众。但人们记忆中关于他的最难以忘怀的几个片段,却都是他感情流露的时刻。

    当人类登月成功时,他那句“噢,小子!”拆穿了任何对客观的伪装;当必须宣布肯尼迪总统的死讯时,他声音哽咽——这两个片段都远远超出了“仅仅是事实”的表态。

    同样,当克朗凯特飞往越南报道越战,并在返回后坚定地下结论说“战争不可能胜利,必须结束”时,他所引以为傲的只提供事实的“客观性”也好像从人间蒸发了。

    上周五克朗凯特逝世后,报纸、广播、电视都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因为克朗凯特已经是上一代的人物了,他所从事的职业在今天被深深怀疑。但在他担任CBS《晚间新闻》主播的那段时间,克朗凯特代表了美国精神中一些深层的东西,具体体现为一个词——信任(trust)。

    当克朗凯特在节目中断定美军必须从越南撤离后,当时的总统林登·约翰逊对助手比尔·莫耶斯说:“如果我失去了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整个美国中产阶级。”克朗凯特并不是第一个表示反战的记者。在他之前,大卫·霍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和尼尔·希恩(Neil Sheehan)都曾对战争的获胜可能性得出过相同的结论。但没有人能像沃尔特大叔那样,将整个民族的情绪都转向反对总统,反对总统的政策。

    为什么?他是怎么在公众中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大家都开始不信任当权的政府和正统的媒体?

    答案很简单——但可能太简单了——克朗凯特激发了民众的信任。多项调查显示,他是美国最受信任的人。他那带着美国中西部韵律的男中音,那播报任何大事时都处变不惊的表情,还有那永远不疏远观众的习惯——所有这些因素将他塑造成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他也感觉到了这个角色的分量。当他被要求去竞选官职时,他一遍遍地表示自己不能从自己的主播台上走下来。

    对于我们在CBS新闻台工作的人来说,当进行圆桌会议时,测试话筒的人总会说“喂,沃尔特……喂喂,沃尔特”。这就是他给CBS的新闻事业留下的印记,他对我们新闻的影响至少持续到了1981年。那一年,公司为了追求更高的收视率而要求他退休,让丹·拉瑟取而代之。

    在克朗凯特报道的所有大事件中,最大的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那时,我得到了为CBS报道水门事件的任务。1972年10月,在总统大选就要开始之前,沃尔特和我取得联系,讨论越来越多的表明白宫卷入这场丑闻的迹象。尼克松总统及其助手在事件中的可能角色已经开始在《华盛顿邮报》等报纸的标题中出现,但整个故事并没有在公众中引发太多的反响。

    “目前为止,这是一则报纸新闻,”克朗凯特说,“我们需要把它变成一则电视新闻。”

    我们的计划是将两期《晚间新闻》的大约一半时间用于介绍水门事件中已知的各项重点事实概要。第一次的14分钟节目在星期五播出。在节目最后,克朗凯特宣布另一半将会于下个周一播出。

    但当强有力的第一部分播出后,白宫法律顾问Charles Colson给CBS总裁William S. Paley打了一通暴怒的电话,威胁要通过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监管力量进行打击报复。Paley许诺:枪毙掉第二部分。

    新闻部的负责人Richard Salant提醒Paley:第二部分将于下周一播出的消息已经通知给了我们的观众。最终,我们不情愿地对早已完成的第二部分重新进行了剪辑,砍掉了一半以上的内容。

    事情发生后,克朗凯特第一个私下承认:现在已经不是CBS最好的时候。但他并没有将此事变成公共话题,那不是美国最受信任的人的做法。不久后的八月,这位CBS主播播报了尼克松下台的消息。

    后来,《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erine Graham)承认:是克朗凯特将《华盛顿邮报》的伟大工作变成了全国知晓的报道。

【最新评论】

  • 导刊: 看来还真的是你啊,哈,我从别人博...
  • cyj: 无可就要温情的一面 哇哈哈 ps:加...
  • 方可成: 哈哈,女人呀。。...
  • 方可成: 谢谢!期望如...
  • 方可成: 以后要多写 :mrg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