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May
突然想起了遥远的过去
未曾实现的梦
曾经一度人们告诉你说
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罗大佑《未来的主人翁》
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我有些悲伤，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已经年近22，早就没有权利过这个节日了，我悲伤是因为我想到那些“祖国的花朵”，那些“未来的主人翁”们——他们从成人世界得到的是什么？他们所谓的“未来的主人翁”又究竟指的是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个喜欢许给孩子们空幻诺言的国度，每一个人从小开始都被一遍遍地灌输进这样的话语：“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骄傲，是国家的未来，是新时代的主人翁”；“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托起明天的太阳”……仿佛只要我们一长大，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就将掌握在我们手中。
可是，“祖国的花朵”们真的能成为国家的主人翁吗？暂且不说“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之类令人心碎的话，对于那些逃过劫难生存下来的孩子们，他们能拥有权力吗？
没错，每一代人都会长大，掌握世界的权力总会流转，但它永远只在少数人手中。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未来的主人翁”只是一个在风中飘来飘去的美丽谎言。
更可怕的是，那为数不多的未来主人翁人选，或许早已被确定。这个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越来越少，城乡差距却越来越大，曾经有不少人认为读书是农村孩子离开家乡飞黄腾达的理想路径，但数据却可能证明了相反的结论。好不容易有农民的孩子上了名牌大学，在大城市开始奋斗了，却被富家子弟的“欺实马”撞飞。
那么，“祖国的花朵”是否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翁？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每个人都可以是主人翁，前提是他/她成长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但是，我们的教育是否真的在培养主人翁？
相信很少有人能给出乐观的回答。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独立从来不是一个被肯定的词汇，因为永远有标准答案在那里立着，而自由更不可能被提倡，所以连一本语文课本都会有名目繁多的红线。虽然课程不断“改革”，但顶多只是割割双眼皮，不可能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这是一个大多数人无力掌握自身命运的时代，即使你只想躲进小楼成一统也不可能。今天的花朵，很可能成为明天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那个人。十年前的Deng玉娇不也曾是花朵的一员吗？我们为花朵们所铺就的，是一条通向未来主人翁的道路，还是相反？
27May
阿忆GG在新闻与传播学院院庆8周年的DV里面说，他是2004年来新闻学院的，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新人，如今掐指一算，过去的8年他居然已经经历了5年，可以算是元老了。
我也是2004年来新闻学院的，那么也可以算得上元老了。我目睹了这个年幼的学院是怎样前行的，我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同学们是如何成长的；我见证了一些老师的离开，以及更多老师的加入；我入学的时候学院的办公地点在一栋旧楼的一层的一半的一半，后来搬进了另一栋旧楼的两层当中，而今天，真正属于新闻学院自己的大楼奠基了。
奠基仪式上锣鼓喧天，还有舞狮表演，前任校长和现任校长双双出席。我很兴奋，虽然我自己肯定用不上我们的大楼了，但还是兴冲冲地去拿起铁锹铲了一块土，想象着自己为学院添砖加瓦的样子。
前一阵子，有一位网友（似乎还是北大校友）在我的某一篇日志下面留言，表示不同意的我的某些看法。这种观点的争论原本是很正常的，但他却采用了令人费解的批评方式，他说：你是新闻学院的？据我所知，新闻学院成立还没几年吧？
言下之意，你所在的学院是极为年轻、不入流的，你的水平便也可想而知。对于这种傲慢的人身攻击加学院攻击，我并没有觉得生气，只是觉得有些可笑，还有些“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感觉。
诚然，所谓“鸿鹄之志”多半也只是我个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于新闻学院的发展，每个老师和同学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人希望学院更加国际化，有人希望更有钱，有人希望学院的毕业生抢占更多的社会资源。于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学院拥有自己的大楼是极其重要的，不过更重要的是能够拥有大师，并且培养出大师。对于新闻学院而言，最重要的大师无疑是杰出的新闻人。新闻业的使命是发掘真实、促进民主，那么新闻学院的使命就是为发掘真实、促进民主的新闻实践提供学术支持，并为新闻业培养人才。
以下便是本文开头处提及的DV，祝新闻学院8岁生日快乐，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21May
时间进入了五月下旬，应届毕业生找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有多少大学生还没找到工作？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近两年沉积的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约有480万人，而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又超过了560万，未能就业的毕业生人数以百万计算并不是过分的估计。
在2009这个被各方称为“敏感”的年份，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种说法：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这个群体将构成一个极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是啊，多有道理，大学生群体可是曾经制造过不少麻烦的。
不过，我最近却越来越觉得，就业的难题有可能会起到一种意想不到的“维稳”效果。
一方面，就业的沉重压力将大学生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从大学入学，甚至从小学入学开始就为在就业市场上脱颖而出不断努力，但残酷的现实形势却总在打击他们的信心，消耗他们的能量。大学里流行一句玩笑话：“找工作是狗一样的生活”，你能想象那些追逐着工作跑得精疲力竭的大学生们有力气去制造什么麻烦吗？
另一方面，就业压力会让大学生们变得愈发短视。逻辑很简单：既然工作这么难找，那么我就应该全身心地投入求职，关心怎样才能找到一份高收入的好工作，这样的后果便是越来越重视自己的个人利益，不再有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情怀。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尚且能够在寒室中思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今天的大学生在一个物质生活繁荣的时代却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传统。
关于大学生的教育和求职问题，逆转录猴子师兄说过一段具有穿透力的话，转载在此与大家分享：
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里发生的一切，让我不得不大声赞美结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穿透力：如果说整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一场庞大的交响音乐会，学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成音乐会上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角色，通过接受教育，劳动力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并使得无产阶级把自己被剥削的阶级地位置于一种合理的想象当中。
PS.严肃之余轻松一下，来听一段关于“找工作”的相声吧，说相声的是人大新闻学院的齐云飞同学，可以算是我的老朋友了，非常有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I4MDA2OTI=.html
17May
偶然看到一篇以北大学生的性别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文中的一些数据很有意思，这里转载两组。
第一组数据是1978-2005年的北京大学新生中，来自城市和乡村的男女生人数比例：
看了这张图，相信不少人会想起去年曾经被很多人讨论过的话题——“谁的30年”？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受益者是谁，利益不变者是谁，而利益受损者又是谁？这张图从一个侧面给出了一种答案——在进入北大学习的学生中，城市男生一直保持着最高的比例，而城市女生的比例则有飞跃式的增长（从1978年的19.2%到2005年的41.0%）；与此同时，令人惊讶并无语的是，农村男生的比例竟然出现了下降（从1978年的10.3%到2005年的10.1%）；此外，农村女生始终维持着极低的比例，2005年的新生中仅有4.2%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女生。
伟光正的改革开放，不仅遗忘了农民，而且遗忘了农民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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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组数据则没有这么严肃，略微八卦：
这是一张反应性别与专业的表格。根据表格中提供的数据，2000-2005年来，北大男生比例最高的专业是物理学，达到了87.2%；女生最高的比例则是新闻学，达到76.8%。
原来只知道新闻学院的女生多，没想到新闻学院竟然是北大女生比例最高的学院，哈哈。
数据来源：刘云杉，王志明：《女性进入精英群体：有限的进步》，《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