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Jan
当央视春晚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时，曾经被不少人寄予厚望的“山寨春晚”却静悄悄地退场了。
根据《法制晚报》的报道，除夕当天，山寨春晚没能上演，“老孟和演员们进入洗浴中心洗澡联欢”。而参与山寨春晚演出的羌族演员们则说，除夕晚10时许，老孟与演员到某演艺厅联欢，演员们表演了节目，“随后大家一起收看了央视春晚，并在新年钟声敲响后回驻地”（多么讽刺的一句话）。
对于那些沉浸在过年兴奋心情中的观众来说，由于近来媒体对山寨春晚的报道被有关部门干预后明显减少，很多人已经想不起还有山寨春晚这茬的存在。而就算能够在除夕夜惦记起山寨春晚，由于主流网站和网络直播运营商都不进行直播，澳亚卫视的网站又被屏蔽，也根本无法顺利收看。
山寨春晚的遭遇似乎暗示着“山寨”的命运。自2008年底掀起一股山寨狂潮以来，进入2009年后，山寨现象明显呈现出盛极而衰的态势。
Google Trends记录了这一转变。无论从搜索量还是新闻引用量上看，2009年1月都明显成为一个转折点。尽管目前看来下降的速度并不太快，但可以预见的是，“山寨”的风光一去不复返了，甚至将走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道路。2008年底，大家将它作为口头禅、流行词，而到2009年底，或许将没有几个人能够想起这个词。
“打压”和“招安”是用来解释山寨盛极而衰的最方便的理由。不过，从根本上说，山寨的衰败在相当程度上带有“自取灭亡”的色彩。
回望山寨最兴盛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被纳入了这个词的名下。假冒产品被称为山寨，仿造鸟巢被成为山寨，网友自拍《红楼梦》被成为山寨，被化妆成黑眼圈的狗被称为山寨版熊猫，而胡戈的新闻联播也被成为山寨版。如果馒头血案出现在现在，恐怕会被称为山寨版《无极》吧。
实际上，这些东西虽然通通被冠以“山寨”之名，内涵却完全不同。“adadis”是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网友自拍山寨版《红楼梦》是自娱自乐，而胡戈的山寨新闻联播则是对主流文化的解构。
如果要说山寨有什么值得兴奋的地方，那么仅限于胡戈那一种，即对主流文化的挑战甚至颠覆。然而遗憾的是，99%的山寨都停留在前两种层次。葛剑雄认为，山寨的致命弱点是缺乏创新，这种看法是中肯的。如果山寨是简单的模仿，那么其实质是对主流和权威的另一种臣服（包括山寨春晚都带有这种意味），只有那些真正具有创造力和价值观，从主流文化中吸取元素“为我所用”的山寨才是真正值得留存的文化。即使山寨一词衰落了，后者也将仍然具备蓬勃的生命力。
23Jan
本月初，在陈平原先生“现代中国大学研究”课程上，他将“人文学的困境与出路”定为最后一节课的主题。身为中文系教授的他，对文史哲这样的人文科学在当下中国大学里被日益边缘化的现状感慨不已。在他看来，人文科学是温文尔雅的“破落贵族”，社会科学是财大气粗的“社会新宠”。他说：
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 在当代中国的崛起是有其合理性的。我曾经谈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转型，与其说是“思想”与“学术”之争，不如说是社会科学的迅速崛起与人文学的相对没落。80年代盛极一时的“文化热”，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在折腾；人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其社会关怀与表达方式，比较容易得到认可。而进入90年代，社会科学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再度得到发展，而且发展的势头很猛。这些学科，直接面对社会现状，长袖善舞，发挥得很好，影响越来越大。“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风气的变化，比如转向具体问题，转向社会实践，转向制度性建设等，跟社会科学的崛起有关。”（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第140—1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毫无疑问，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问题在于，与此相伴随的，是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文学者，如今显得相当“落魄”与“落寞”。
为了证实“破落贵族”的现状，陈平原还引用了北大中文系前任系主任温儒敏提供的一组数字：1983年温当班主任时，全班50个学生中，有9个是高考的省市“状元”，那时中文系可以吸引到最优秀的生源；而如今则是“风光不再”，近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以第一志愿录取的比例只有50%左右。考分最高的学生去了哪里？光华管理学院。
另一个例证是：“如今风华正茂的北京大学法学院，1977级所录取的新生（那时叫法律系) ，大都“怀才不遇”——有人原先报的是哲学，有人志在美学，有人想学的是考古，还有人希望转中文系而未果。风水轮流转，今日中国，考生若被法学院录取，一般不会转投哲学系或考古系。”
身为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我在听课时，却好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一方面，我自然无法将自己与文史哲贵族们归为一类；另一方面，我也没有体会到新闻学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那样的“崛起”。
当经济管理这样的学科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楼前的裸男一样不可一世的时候，同为社会科学的新闻学为什么没有风光起来？我的想法是：因为新闻学的学科特质是独特的，它并非纯粹的社会科学，而是具有比较鲜明的人文取向：强调独立，强调思考，强调批判，因此它显然不可能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一样，获得政治和商业权力的青睐。相反，由于意识形态的重压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而解除，因此，新闻学的发展，特别是在北大这样一所学校的发展，并不是一条顺利、通畅的道路。
在中国大学的学科体系中，新闻学被置于文学的门类下，新闻系的毕业生取得的是文学学位。严格来说，这是一个并不恰当的安排，因为新闻学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社会科学，他的学术传统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更为接近。不过，这种安排也阴差阳错地印证了新闻学的人文取向。
在那节课上，陈平原先生还说：
大学校园里“无用”的人文学不如“有用”的社会科学吃香，普天之下，莫不如此。要说此举有什么“中国特色”，那就是古代中国文人曾经有过的“帝王师”梦想，如今正由社会科学家来实现。考虑到转型期中国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每回政府推出重大决策前，确实都曾征求专家们的意见（或请专家参与起草相关文件) 。问题在于，被纳入“思想库”或“智囊团”的，大体上都是社会科学家。至于人文学者，除非你已成功转型，否则很少有机会参与重大决策。
成为政府的智囊，看上去的确也可以成为新闻学院的一条“明路”。事实上，各大新闻学院都已经有不少老师参与到危机公关、舆论监控、互联网管制等决策的制定队伍当中。然而，在我的理想中，新闻学的培养目标应该是永恒的旁观者、批判者，新闻学的学术理想也应该是以独立的姿态促进社会福祉，而不是参与到政治和商业的力量当中去。
21Jan
10天前，我们北大新闻学院04级的部分本科毕业生在京聚会。席间谈起毕业后的去向，除了有一半多的人在国内外继续读研外，已经工作的同学当中，从事新闻行业的竟然只有3个人，其中2个还是坐在办公室里编译稿件的，真正做记者的只有1个。而大家从事最多的行业，是房地产行业，在各个房地产公司工作的竟有接近10人之多。面对如此巨大的对比，有同学调侃说：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快变成“房地产学院”了。
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以我在这个学院的四年多经历来看，毕业生们热衷于谈论的工作目标是“四大”，是投行，是咨询公司，是银行，是“快消”，是地产，唯独不是媒体。
从收入上看，进入这些行业并不比从事新闻业差，甚至可能好很多。然而，随着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大批量地进入这些行业，中国新闻教育的尴尬之处被无情揭开。
表面上，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目前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往往是包含有广告学系的，该系的毕业生去从事这些行业是较为合理的；
其次，这些行业的待遇、前途比新闻行业好，作为个人选择，趋向利益最大化是无可厚非的；
再次，媒体在招聘时并不青睐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反而愿意选择其他学科背景的学生；
另外，新闻学院有一些学生是被从其他专业调剂过来的，他们不愿从事新闻行业也很正常。
等等。
但是，这些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新闻学院变成“房地产学院”的根源在于我们对新闻教育的理解是错位的，至少是欠缺的。更明确一点说，中国的新闻教育缺乏核心价值观的培养。
以北大新闻学院为例，这里并不缺乏学术培养，也不缺乏业务实践，但贯穿四年本科课程的并没有一条明晰的价值观指引。套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James Carrey的话：“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新闻是强调批判和反思的，它要求以人文关怀为尺度对现实社会作出评判，并促进社会的进步与改造。在哥大新闻学院普利策铜像的台座上，刻着普利策的格言：“我们的国家与报业休戚相关，升沉与共。报业必须具有能力，大公无私，训练有素，深知公理并有维护公理的勇气，才能保障社会道德。……塑造国家前途之权，就掌握在未来新闻记者的手中。”
然而，我们的课程设置并没有体现这一点。我们没有让自己的学生深刻体会到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没有让他们明晰了解到新闻业之于这个社会的意义，没有将“民主”这一新闻业的核心价值传递给他们。
我之所以强调新闻业与房地产、银行、快消等行业的不同点，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截然不同。假如我们的新闻教育真的将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传递给了学生，那么他们仍然可能选择进入房地产这样的行业，但至少，数量不会这么多，而且选择的时候或多或少会观望、犹疑，因为从事这些行业，意味着抛弃自己在大学中树立的价值观。
17Jan
我不太喜欢和别人谈论家乡的问题。不过，陌生人见面，总是会把这个拿出来当作话题。每当此时，我总是简单地回答说：我是安徽的，心情好的时候或许还会自嘲一下：就是那个很穷的省份。如果别人追问“安徽哪儿的？”我就会回答：安徽安庆。
其实我家不在安庆，只是安庆市管辖的一个县而已。但我从不愿跟别人提起这个地方。我宽慰自己说：反正说了别人也不知道，而且，我高中三年都是在安庆上的学，说来自安庆也没什么不对的。
我是恋家的巨蟹座，但我对家乡并不怀恋。我从不讳言自己对大城市的热爱，与此相随的，便是对偏僻小县城的不满。当我刚刚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曾略带哀怨地想：如果我可以出生在这座城市，那么我一定会成长为一个更健全、更丰富的人，我的生活也会比现在更加精彩。
我热爱的不是大城市灯红酒绿的物质生活，而是这里的文化（当然，文化往往是需要物质基础的）。我憧憬那些博物馆、美术馆、剧院、书店，还有大学校园。如果我的童年、少年可以在这些地方徜徉，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是的，文化，那也是我跟别人谈论家乡问题时唯一的底气。当我说出“安徽”这个省份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胡适，还有梁启超的那句“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当我说出“安庆”这个地名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海子、陈独秀、张恨水、程长庚、桐城派、黄梅戏。学新闻后，这个名单里又增加了一个程益中。
不过，这些人对于我今天的家乡来说，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一个贫穷的县城，不仅是经济上，也表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打麻将，打扑克，跳交谊舞，K歌，吃吃喝喝，这是人们在闲暇时光里几乎所有的活动。县城里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所有号称书店的基本都是卖中小学教参的。甚至可以说，连像样的报刊亭都没有，那些号称报刊亭的地方，卖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报纸，要么是“山寨版”《知音》（胡编乱造的婚恋故事），要么是“山寨版”《读者》（浅薄的心灵鸡汤），要么是“山寨版”《环球时报》（充满偏见的所谓国际新闻）。2007年我在《南方周末》实习的时候，家人想看我在报上发表的报道，竟然四处寻觅而不得！
我家乡的教育状况还可以，因此有不少人半得意半自嘲地说：我们这里太穷，只有读书一条路可走！但是我知道，那些看上去不错的升学率背后是些什么。的确，每年都有那么多学生考上重点大学，考上北大清华也并不新鲜，但是请看看他们的高中生活吧：每天5点钟就要起床去学校“晨读”，晚上9点多才能放学回家，周末、寒暑假不补课是不正常的。就算有了一点空闲时间，他们也没有书店、博物馆可去，只能看电视，或是上网玩游戏。在这样的环境下走出来的学生，你还指望他有多高的文化修养？有多好的公民素质？还怎样成为一个全面的、丰富的人？
从感情上出发，我不想用“文化沙漠”来形容我的家乡，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又到了回家的时候，我想念我的家人，我想早些回到他们身旁，但我并不想念我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