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与弥合——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出路
发表时间：十一月. 19, 2008 | 作者： 方可成 | 类别：3.管窥传媒 | 已有3,652次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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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撕裂
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群体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拥有共同目标、共同操守、共同价值观的群体。所以当提到“中国记者”四个字的时候，我的脑袋中完全不能勾勒出一个普适的形象。
当下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可以分成四类：
（1）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享受了体制的优待，但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我曾经和一个新华社记者聊天，当我我说很多人都很羡慕体制内的种种好处时，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说：“千万不要来这里，否则会把你给废了。”不过，他自己仍然没有离开，这说明他觉得就算把人给废了，体制内仍然有更大的值得留恋之处。
（2）体制外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抱有理想，有道德追求，信奉专业主义。这些相信不用我多说。
（3）犬儒主义者。
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但同时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这个世界。“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惟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他们对现实有一种不反抗的理解和不认同的接受，在并不真傻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地装傻。既然我没法说真话，那么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这么说也得这么说。我照你的说，不见得有好处，但不照你的说，说不定就有麻烦。我知道我照你的说，你未必就相信我，未必就拿我当回事；但我不照你的说，你肯定会说我不拿你当回事。既然你要的不过是我摆出相信的样子，我又何必在说真话上面空费心思。
（4）权力寻租者。
这些人利用言论的权利，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有名的案例，就是矿难封口费。
所以说，中国媒体存在一种奇观：这四种截然不同的新闻工作者同时存在于同一时期的同一国家。而且最关键的是：你很难说哪种类型是主体，是占主导地位的。前两类在影响力上也许是最大的，第三类的人数可能是最多的，第四类看上去少一点，但其实他分布在广大的基层，而且也不乏全国性的媒体，像封口费事件不就有中国教育电视台这样的媒体参与吗？
撕裂的局面也让中国的新闻工作者难以形成一种合力，冲破重重阻拦。因此，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能动性差便是可以想见的了。
2、寻因
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了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是体制方面的原因。
上周的发言里面，同学谈了很多默多克等传媒巨头的事情，并对他们带来的媒介垄断表示担忧。但在我看来，中国的现实中，这个问题还不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媒介的集团化、市场垄断是非常弱的。虽说近年来中国不断地打造媒介集团，但说到底它们基本上都是政策上的拉郎配，不是市场主导的。
另一方面，我们对于外资的进入控制得非常严格。2005年，默多克的星空卫视与青海卫视合作，试图通过青海卫视实现曲线落地，3个月后便被广电总局叫停，直接结果是数千万美元的损失，以及默多克的干将——新闻集团（中国）总裁戴杰明的被迫去职。所以说，纵使默多克再强大，也敌不过我们伟大的广电总局啊！
那么，中国的媒体存在垄断吗？当然存在，只不过不是资本垄断。
第二，缺乏行业准则，法律缺位。
在中国，虽然新闻工作者有自己的行业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但它更像一个官方机构而不是行业协会。在新闻界，没有一个获得大家广泛共识的行业准则，我们没有《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这样的报告，这是导致新闻从业人员行为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法律的长期缺位，更是一个无需多说的问题。
三、弥合
拿什么来弥合你，被撕裂的中国新闻从业人员群体？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别的，我们来探究一下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希望生产出什么样的新闻产品。
这里我们从“新闻奖”切入，因为新闻奖是新闻生产的一个标杆，是新闻工作者的奋斗目标。
在美国，有普利策奖；在中国也有全国性质的新闻奖，而且有两个，一个叫中国新闻奖，一个叫长江韬奋新闻奖。
以今年夏天公布的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为例，这次新闻奖的评选范围是2007年度的新闻作品。大家可以想一想：在2007年里面，哪位新闻工作者最值得尊敬，最应该获得中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
我认为是第一个揭露黑砖窑事件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大家同意吗？
但是，付振中没有得奖。
它参评的是中国新闻奖中的“电视系列报道”类别。最终这个类别获得一等奖的是《中国——东盟合作之旅》，获得二等奖的是《罗金勇、罗映珍系列报道》和《延续光明》，前者报道的是缉毒英雄，后者报道的是内蒙古农业大学大四女学生李莹，在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提出希望生前加入中国共产党，身后捐献眼角膜的愿望。
付振中落选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是一件荒谬的甚至耻辱的事情。设想一下：假如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落选1973年的普利策新闻奖，会是怎样的不可想象。我在这里还可以预言：明年的中国新闻奖揭晓时，第一个对三鹿奶粉进行“点名”的《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肯定不会得奖。
不过，中国新闻奖跟普利策奖其实是不可比较的。如果一定要说中国新闻界有什么可以被比喻成普利策奖的荣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南方周末》每年年底的“传媒致敬”。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南方周末》实习，正赶上他们开始评选2007年的“传媒致敬”。我了解到：这个奖项不是《南方周末》的编辑拍脑袋决定发给谁的，而是广泛征询业界和学界的意见后做出的评判。
《南方周末》之所以要每年评出中国传媒界的杰出贡献者，是因为他们要在行业内部竖起一个新闻专业主义的标杆。
说到《南方周末》，我了解到的另一个细节是：他们报社内部自己创立了一个职称系统：记者、资深记者、高级记者。这个职称系统和体制内的初、中、高级职称是完全独立的。如果你在一个一般的报社，如果想晋升，想评高级职称，可能要规定你发表什么论文，得什么新闻奖；而在《南方周末》内部，则完全是以专业贡献为标准，评价自己的记者和编辑。
所以，从新闻奖的标杆，以及新闻从业人员的评价体系来看，再次反映了中国新闻界的“撕裂”的现状。有人千方百计琢磨什么样的报道能够让中宣部喜欢，能够往中国新闻奖里面挤；也有人朝自己的专业标杆努力，他们调侃范长江新闻奖为“潘长江新闻奖”。
但是，从这种撕裂的现状中，我看到了弥合的希望。
如果“传媒致敬”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它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与中国新闻奖分庭抗礼的标杆。认同这一标杆的媒体，在人才选用等方面，可以将“传媒致敬”视为一项重要指标，同时抛弃中国新闻奖的权重。
行业内部的领头羊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起到“粘合剂”的作用。除了竖立一个新闻生产的标杆，还可以带头制定一个行业准则和伦理规范。
如果体制的改变是一个更高层面、更缓慢而艰巨的事情，那么行业准则的竖立则要相对容易一些。
回头再看那四类新闻从业人员：
依靠行业准则和规范，消灭权力寻租者；
让犬儒主义者至少不再说假话，要么说真话，要么闭嘴；
壮大专业主义/理想主义者；
至于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让他们去选择吧，要么死死依附于这个体制，体制改则他们改；要么选择与体制决裂，做一个真正的新闻人。
四、结语
最后，让我们回到“人”本身吧。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围绕“新闻从业人员”，我觉得这个维度，不同于技术，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维度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主体是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新闻业在重重包围之中，之所以没有丧失信用，仍然能够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仍然涌现出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记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向往自由，我们可以有高尚的理想和追求，这其实是我们突围的重要力量。
最后的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来结束。这首诗是我从北岛的《回答》中截取了几个小节，稍作修改之后的结果，我将它献给新闻从业人员，特别是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笔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新闻纸上的铅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传播学理论研究》课程presentation，2008年11月19日，有删改。有很多漏洞，供大家批判。。。）
21 评论 关于 “撕裂与弥合——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出路”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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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南方周末》记者，2010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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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丈
20. 十一, 2008
这篇演讲我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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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就要
20. 十一, 2008
WJ老师总结之后我就感觉无地自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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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蒿人
20. 十一, 2008
体制内也有理想主义者 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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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仙
20. 十一, 2008
但你们仍然可以得90分的,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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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就要
20. 十一, 2008
好，坚信响姐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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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就要
20. 十一, 2008
分类上的确存在问题。。。不过，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呢，是否做出了什么成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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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蒿人
20. 十一, 2008
有啊 比如新华社王军的《城记》他是讲 我们要用手完成规定动作 用心完成自选动作； 此外没有成效未必就不是理想主义者呀 不过很多东西我们看不到 比如他们的内参 据说新华社的内参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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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viy
20. 十一, 2008
好文，我要推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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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bear
20. 十一, 2008
你太搞了，几年前用回答这首诗，现在还用，看起来思想没有什么进步
wj jj总结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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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丈
21. 十一, 2008
你已经触动了wj老师的内心，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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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
21. 十一, 2008
“如果体制的改变是一个更高层面、更缓慢而艰巨的事情，那么行业准则的竖立则要相对容易一些。”
我个人认为两者是倒置相符的关系。一方面，体制在上，行业改革在下，没有上层建筑的新式建模，下层的改革永远受压于上层的限制。那些个别对社会有良知心对新闻工作有责任心的行业领导者的理想式突破注定无法长久，因为改革都是以个人利益允许的情况下实现，这就是所谓的“伤感的“犬儒文化——我并为丧失良知，但我必须养家糊口。而行业的改革不是新闻媒介的市场化，不是使更多人受益，体制的改革也不是宣扬新闻媒体行业的自由化民主化，而是从根本上保护他们在履行职责的时候个人利益不会受损。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体制在下，行业改革在上，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后者可以反作用于体制的开阔性，但这反作用力只能发生在体制改革后，如果是单纯的建立行业准则，是昙花一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是借媒体行业的改革加压于体制的改革，那任务一定异常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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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就要
21. 十一, 2008
多谢simo精辟的分析！
如果这样看的话，体制的力量很难突破，除非它自己发生变革。我总想在这样悲观的局面中寻找一些乐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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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
31. 一, 2009
呵呵，怎么说呢，常看见网上批判体制批判政党的问题，个人觉得总是偏激。因为一切的矛盾都必须放在当前的大环境下看，放在它起源的历史上来看。生产力的发展势必引领社会的变革，只不过在中国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激进的变革与缓慢的改良都是未知，但不需要在等待中由于悲观衍生出偏激和无望。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身制度的缺陷和制约性，不能以我们的缺失比照别人的富足，就像一个先天聋哑的孩子，不能因为自己无法表达而怨恨父母抱怨出身，他应该为自己拥有一双眼睛，就能够拥有比别人更敏锐的观察力而感到骄傲。并且任何媒体的背后都有一个政治导向和文化背景做引导，西方是拥有让人羡慕的舆论自由，正是因为这自由，产生了为利益说话的条件。所以说纵然中国新闻工作者无法坚持自己的职业道德是体制上的悲哀，大家趁大流喊冤，但假设真正放在梦寐以求所谓自由民主的环境中，又有多少人在利益面前拿现金还是拿道德？
我个人还是觉得任何问题辨证来看，历史自有它的走向，我们静观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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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01. 二, 2009
“但假设真正放在梦寐以求所谓自由民主的环境中，又有多少人在利益面前拿现金还是拿道德？”
——我非常赞同你的这种说法，说到底还是自身素质不高，所以我在文中非常强调新闻工作者自身的道德、素质、能动性。那些素质高的新闻工作者，实际上已经在比较禁锢的条件下做出了让我们佩服的东西。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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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y
01. 二, 2009
陷于绝望又向绝望挑衅，啊~不是我的鲁迅大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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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01. 二, 2009
我们的精神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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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
21. 二, 2009
看到新聞獎的部分，讓我想起了在台灣的廣播金鐘獎，
那時老師總鼓勵同學們參加，
但是，老師在介紹廣播金鐘獎的時候，讓我相當失望，因為評審大多都是老學究，平時不太聽廣播，甚至，評選的標準都還停留在早期的作品水準，以過去的水平來衡量，而在台灣，創意是台灣媒體工作者最引以為豪的地方，卻是一群無法走出過去的老評審來看待這些新作品，舊思想面對新作品，我不知道他們能有多少的接受度，所以，每年能夠得獎的，還是受過那個年代訓練的人。
姑且不論哪類作品，和比賽得獎扯上邊時，有多少是能讓人心服口服的，而把得獎當作利益晉級跳板，絕對不是少數人，甚至是令人不悅的歪風，送作品的是人，評審也是是人，在人的世界裡，主觀意識絕對是第一角色，在台灣有人習慣看評審做作品，甚至，有些評審更誇張，讓「子弟兵」獲獎，來提升自己在業界的名聲，所以，參加比賽要深思，慎選比賽單位，不然真的會因為不公平的黑箱作業，而使自己為社會服務的宏圖大志，被打入十八層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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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21. 二, 2009
看来的确是有奖励的地方就容易有黑箱，谢谢黄同学提供的台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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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4. 五, 2009
此文有写现状，没写出路。
如此现状大环境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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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n
11. 十二, 2009
预测的早了点，意外看到这篇文章，发现里面的一个预言错误：2009年，简光州的那篇点名三鹿的文章，就是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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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13. 十二, 2009
谢谢你提供的这一信息，若不是你的这条留言，我还不知道这条新闻呢，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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